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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童年——一位艺术大师的不尽乡愁

周韶华，192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市石岛，现居武汉。1941年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50年毕业于中原大学美术系，先后担任湖北省美术院院长、湖北省文联主席，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中共十三大、十五大代表。现任中国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受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北美术学院、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中南民族大学、日本名古屋艺术大学客座教授，是西安美术学院、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名誉教授。

我享用不尽的苦难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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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失踪与母亲的病

1929年10月21日，我降生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青木寨村。这里地濒黄海海岸北头，与渤海湾连结，正东与韩国的汉城遥遥相对。荣成海岸曲折，湾岬相连，海岸线总长七百华里，可谓“有径皆缘海，无村不背山”，环境十分雄美。

人们常说：一方水土生就一方人。我就是在这碧水蓝天，潮起潮落，太阳升沉中度过了童年时代。虽然生活中有许许多多的不幸与曲折，但大海至少给我解脱了一半。由于母亲病重，她无力对我严命制约，钻了这个空隙，就在海滩上跌打滚爬，在大风大浪里穿梭。这种危险的行为倘被母亲看到了，会吓疯的。由于没有受到喋喋不休的管教和约束，我在这方面的自由解放，远比村里其他得宠的孩子要多得多。巨浪的翻滚，海潮的涌动，大海的寥廓和深沉，在我潜意识中已经打下了不能磨灭的烙印。也许是大海培养了我的天性，成为我的艺术基因，这是我很幸运的一面。

尽管大海是一块圣地，但命运之神却不容许我向圣殿之门接近。不知哪一代得罪了上帝，对我施加百般折磨，千遍考验。懵懂未醒，父亲便漂洋过海外出谋生了，可以说未见过父亲的影子，就连一张相片也未留下。也未见过爷爷和奶奶，他们都早已离开人世了。不用说不曾有过娇生惯养，就连母亲的宠爱也是极有限的。

从我记事起，母亲精神上就极为痛苦，没有丈夫是头等的打击，病重不能理家，是双重打击。她病倒在炕上，一连好多年，也不知患的是什么病，肚皮肿得青青的，满腹的浮水，有一触即破的样子，邻居的婆婆、婶婶们看了也害怕。可是请不起医生，没吃过一副药，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了。就在当天半夜，堂伯父领着我到村外土地庙向土地爷报到。伯父叫我边走边喊：“妈妈跟我来!”还不让我回头看，怕撞着鬼魂。特别是在走进树林时，枝叶摇曳作响吓得我毛骨悚然，浑身打冷颤。第二天姥爷、舅舅都来了，说得赶快埋，阴历七月天气太热，怕出事，便草草埋葬了。为了给妈妈办丧事，把仅有的2亩地也典当出去买了一口棺材。

听老人们说，祖父靠打渔为生，是位很棒的渔民舵手，风里来，雨里去，无论遇上什么惊涛骇浪，急流险礁，从未出过差错。后来因为还不起债而去下关东，一去不复返，据说死于丹东。祖母去世后，姑姑沦为童养媳。为了挣脱桎梏，姑姑很早参加了抗日战争。

父亲是怎样漂洋过海的呢?听说本村有个绰号叫狗二子的人，他从高丽仁川回来，鼓噪村里的年轻人跟他去高丽发大财，吹得天花乱坠，我父亲就是第一个上当的，跟他一起到了高丽国。下船到仁川，才知是当长工。为他种菜园，干了两年，分文不给，父亲气愤之下，说要打官司辩理，从此下落不明，传回来许多不可信的消息，有说是去当兵报仇的，死在战场上，究竟高丽有什么战场也不得知，总之这场异国冤案恐怕永远难以真相大白。

在母亲病重期间，我虽年纪很小，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忙。但凡喂鸡、喂猪、推磨、拾草、砍柴、赶海，只要拿得起的活都得包下来。只在大农忙时舅舅才赶来帮种帮收。从这时起，我渐渐意识到，今后管这个家非我莫属了，舍我有谁!有时也贪玩，但必须多干活，还想学点文化，认几个字。于是经常在村办小学的窗外偷听教师的讲课和学生朗读。虽然进不了校门，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也能背得。有时把学生剩的纸头拣来画画，儿时就有这个爱好。为了使病卧不起的妈妈高兴，常常把学来的秧歌小调唱给她听，还画了不少戏剧脸谱、萝卜、白菜或鱼虾海贝之类的东西给她看。母亲有时露出一丝笑容，点头称赞。母亲点的这个头就好像给我的命运设下了一条伏线。这是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慈爱和鼓励，由于母亲的首肯，由爱好变成自信，再由自信变成坚定的信念，相信自己在这方面是会有出息的。

上苍为我准备了七七四十九缸苦水

严酷的现实从不允许我沿直线发展，总在天性刚一露头时，很快就被扼杀了。有时我想，上苍派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我把七七四十九缸苦水都喝完的。父亲走了，母亲不满20岁；母亲走了，我还不满10岁。尤其是母亲的去世，如天塌地陷，乾坤崩裂，对我来说是急转直下，也是急转直上。所谓急转直下，从此家破人亡，独留一身；所谓急转直上，是上帝患了急性病，急于破格提拔儿童，坐“直升飞机”，要我马上成熟，变成一个大人，一切要靠自己去索取。而母亲留给我的遗产是什么呢?就是放手让我直干，白手起家，自奔前程，靠儿自己的两条腿走一条血路。现在想来，我要感激母亲给予我的这笔遗产。虽然未立遗嘱，但却教我学着怎样自立，建立自信，培养自尊，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挑战。我也要感谢上帝的提拔，是他赐给我一块磨刀石，要我反复接受磨砺，此外别无其它选择。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在我成为彻头彻尾的孤儿之后，二舅怜悯我，把我接到姥姥家住。有一次听到二舅对两老说：“我八个姐妹，都不在人世了，唯独留下这个后裔。这孩子天赋好。听别人唱歌他就能记住，咱家再穷也得供他上两年学，长大也好有个挣饭吃的本事。”这话正中姥姥的心怀，姥爷也说：“好”。天下父母心，有谁不疼女儿外孙的!在困境中舅舅给我送来了光明，真是天大的恩惠。舅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懂事，别人在两年中读的书，你得一年读完，他们在四年读的书，你得两年念完，时间长了咱可供不起。”我高兴得只差没给舅舅叩头，哪有不同意的！

这个小学是村民自己筹办的，请的教师是本村的一位只会教四书的张万亨老先生。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他的教学方式很简单，就是认字与死背书本，法器是一把硬红木做的戒尺。村里的老头也常到学校给他出主意，讲什么“教不严，师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不严加管教是出不了高徒的！”云云。所以只要有一个学生触犯了张老先生的王法，每个学生都得挨戒尺的教训，对每人都打板子，决不漏掉一个。我也因此挨了许多次打，有时很想把那戒尺偷出扔到粪缸里。我入学的第一天便越过了一年级，从孔子的“子日：学而时习之”开课，3个月把孔夫子的《论语》背得滚瓜烂熟。不理解的也不敢问，因为那戒尺是不吃素的，对那老头打人，只能恨在心里，反抗是没有好下场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感谢这位老先生，是他给我上了第一课，跨进文化的门槛便是从这里开始的。

上苍没长眼，命运捉弄人。1939年夏秋之交，先涝后旱，蝗虫遮天，农民遭殃，次年春荒，老百姓走投无路，乡村小学也办不下去了。二舅家里有16张口吃饭，闲言碎语也多，尤其在这大灾之年，每当端起碗吃饭的时候，有些话实在使人难以咽下去。如说“这孩子真能吃!”“穷孩子……”等等，都直刺我的自尊心，姥姥听了也禁不住流泪，这使我更难过，初次尝到了依附别人的滋味。心想这毕竟不是我的永久栖身之所，自己是条男子汉，也长着两只手，在感情冲动之下便冒险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涯。先到石岛，再到威海，这些地方都无我的立锥之地，不得已而到大连闯关东了。几经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大连西岗一家糕点厂当上了童工，条件是只给饭吃，没有工钱，也不管穿衣和其它什么的，厂里没人干的脏活都由我包下来，当跑腿儿，干小工，还要给老板端洗尿壶。最可恨的是那个老板娘，指手划脚不一而足，还动手动脚，几次想反攻而压抑住自己心头的怒火。在家里虽然悲惨穷困，还并不觉得真苦。可是这个婆娘则是骑在我头上的监狱长。这里也是旧社会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她叫我吃够了奴隶的苦头，在我的心目中她完全是一个青面獠牙的魔鬼。干了一年，拂袖而归，告别了旧世界，去寻找自己并未想清楚的新世界。

12岁的我谎称15岁，真的报名参加了八路军

回到家乡，真的迎来了新世界，巧得很，不早不晚，正好遇上八路军的游击队，开到我们家乡。一些传奇式的英雄故事也在农村里传开，抗日烽火四起，民众的热情从沉睡的土地里迸发出来，在中国的东端一隅，到处都可听到抗战的歌声。

村民们或许以为我是闯关东，见过世面的人，也没有别人扯后腿，很快把我推出来当儿童团团长，可把我乐死了，扛上红缨枪，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送鸡毛信，同成年人一样参加反扫荡的抗日斗争。还在墙上写大标语，画漫画，进行抗日宣传。这样干，还觉得不够味，梦想着当上一名正规的八路军，扛上钢枪多好呢！

1941年1月，我刚满12岁，因个头高而谎报15岁，真的报名参加了八路军。指导员上下打量一下我的身躯体格，拍拍我的肩膀说“好”。从此我就成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2团13连的一名战士。当了几个月的通讯员，首长赏识我会画画唱歌，便派我到连队去当文化教员。连队里近百名战士，个个都比我年纪大，只有我一人才13岁。面对“群山”，教大家唱歌、识字、讲时事、做宣传鼓动，组织文艺生活，当指导员的助手。因为要教唱很多歌儿，现炒现卖不够用，不识简谱是一大障碍。就在这时，连猜带悟再加上去其他连队请教，很快掌握了简谱，在全团开大会啦啦队赛歌时，便立于不败之地。这段时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日寇实行穷凶极恶的三光政策，火网大扫荡，祖辈给我留下的几间房屋也被日本鬼子烧为灰烬。我们经常在敌占区出没。不少同志牺牲了。也可能是早先吃惯了苦的原因，我倒觉得比在家里好上几倍，同志间亲如兄弟，工作忙得干不完，睡着觉了也不知醒，1943年发展我为中华民族青年抗日先锋队队员。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希望多打胜仗，抗战早早胜利。

我深知自己的文化底子太浅薄，于是不放弃一切机会，挤出可挤的时间，进行文化补课。也知道自己的艺术无根，未受过正规训练，便从自己的实际出发，第一是选择自己能走得通的路；第二是补课，补课再补课，“咬定青山不放松”，以“虔诚敬业”为座右铭，抱一而择善固执。

在文化补课方面，我的第一要义是“不耻下问”。对不识的字决不囫囵过去，坚持翻字典，认一个记一个，像燕子垒窝，积点成家。读书多读名著，文史哲都应涉猎，使知识的结构不仅具有专业性，而且还有系统性。这种文化准备对我后来的事业帮助很大，既扩大了思维空间，又丰富了视野，为我后来坚持的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双向投入，准备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