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敌情后再这样做,敌人早就跑光了结构决定效能
现代高技术在军事上最终要物化为武器装备,而武器装备的发展和应用总是要引起战术、战役和战略理论的相应变革,这种新技术、新武器和新理论又必将促使军队兵力结构和编制体制产生必要的变革,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综合作战效能,也就是战斗力。
(来源:nationalinterest)
编制和结构是构成综合战斗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再优良的武器装备,经费投入数额再大,武器装备数量再多,如果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不合理,使用不当、组配不合理、结构失衡,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抵消,最终将无法形成合力,军队的作战效能自然也难以提高。
反之,如果军队人员和装备数量较少,但兵力结构合理、均衡,能够灵活自如地进行重组,便于快速形成系统和作战能力,其总体效能则可得以倍增。
“绝对优势兵力”被淘汰
作为企业,谁都想赢利;作为军队,谁都想打赢战争,但为什么经常发生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呢?究其原因,主要是观念上的差异。
农业时代的军队,一个兵一杆枪,只有兵众将广枪支多,才有把握夺取战斗的胜利,“以绝对优势兵力战胜敌人”的军事作战原则便是基于这样的思考。
进入工业时代后,军队装备中虽然增加了坦克、飞机和舰艇,作战单元也由单兵、单枪提升为单舰、单机和单车,但按照武器装备单一功能思考的基本模式和思路并没有改变。
(来源:USNA)
“数量越多作战效能越高”的观念始终主导着指挥官的作战思想,至今人们仍在强调至少要集中三倍于敌的兵力于一役才能保证决战的胜利。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不断出现,军队中的新编制、新兵种、新军种越来越多。
由于长期推行按功能定编,所以因人设事、因事设编,或因装设编等就会很自然地成为扩大和增加编制的依据,结果,无论增加多少编制还是无法满足作战需求,无论裁减多少编制还是难以提高总体效能,军事体制改革转来转去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来源:cimsec)
按照现行编制,如果处于前线的一辆坦克发现敌情,它必须先向坦克排长报告,排长再一级一级地向上报告,经过七、八个层次后才到达集团军军长或战区司令。
军长或司令做出决策后,同样也要逐级下达命令,直至最基层的坦克车。这种传统的树状指挥结构其实形成了一个怪圈:由于情报和指令必须通过军、师、旅、营、连、排、班这样的纵向网络传递,所以,只要增加坦克装备的数量,就必须扩大指挥机关的规模和层次,而指挥机关规模的扩大,指挥层次的增加又直接阻碍了作战效能的形成。一个一个雪球由此越滚越大,军队也就越来越臃肿不堪,虚脱乏力。
系统原则调整优化结构
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学为军队编制体制的优化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即按照系统原则来调整和优化结构。
80年代以来,由于计算机模拟仿真和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军队网络化、数字化和自动化指挥控制成为可能,因而又为军队编制体制的结构优化在技术上提供了重要手段。
M777A2榴弹炮 (来源:armytimes)
西方发达国家正是把这种新观念应用于编制体制的调整之中,才保证在大规模裁军、撤军、削减军费、军备的情况下,军队的作战效能和质量不仅不受影响,反而有所提高。
军队编制体制结构优化的主要思路是顶层设计和系统集成,即按照系统而不是功能的方法去统揽全局,从宏观上综合思考军队编制体制的总体调整和改革。
在上面提到的那个例子中,如果通过战场数字化网络把独立作战的坦克连接到一起,构成坦克连级战术分系统,通过战区区域网络构成坦克营级分系统,再通过全球指挥控制网络组合成坦克旅级、师级或军级分系统,进而与其他军兵种的所有分系统相连,最终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自动化信息网络系统。
(来源:moderndiplomacy)
这样的战场数字化网络,起码实现了三大革命:
一是横向一体化。数字化网络把一辆辆分散配置和单独作战的坦克连接在一起,形成大系统,集中了作战威力和作战能力;
二是“从传感器到射手”。 侦察部队发现目标后,可将目标数据、图象等信息直接实时地传输给武器射手,对目标实施快速打击,提高了作战效能和命中精度;
三是协同作战。陆军坦克群在纵深突破时如果遇到敌人装甲部队或强火力点的拦阻,该坦克群可直接将目标参数通报给海军或空军,召唤远程精确打击火力进行纵深支援。特殊情况下,该坦克群还可通过全球指挥控制网络系统直接调用海军舰艇上的远程导弹对其当面目标进行直接攻击,从而提高了军兵种协同作战能力。
编制体制改革
军事革命的这些成果反映到编制体制改革方面,起码有三点思路可供参考:
第一,既然作战部队实现了横向一体化,由传统的集中兵力转为集中火力和作战能力,说明兵力数量已经不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如何达到预定作战效能,因此军队应大规模裁减员额和装备数量;
第二, 既然军队指挥由树状结构转向扁平化网络结构,军、师、旅、营、连、排、班这样的多层指挥体系已经显得多余,因此,必须考虑精简指挥层次,撤消不必要的指挥机关,利用电视会议系统和数字化网络实现无纸化文电传送;
第三, 既然盟军和友军之间、不同军种和兵种之间,以及各种不同的部队之间都能实现协同,那么传统的陆军、海军、空军这样的军种,以及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防化兵这种单一功能化的兵种是否也应该按照系统原则进行合并、合成和协同。
(来源:美国陆军)
美军1982年开始实施的“空地一体作战”理论,确定了“灵敏、主动、纵深、时机、协调”的作战原则。
根据这一原则,自80年代以来,美国就改组和新组建了海军航天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并将各军种的海运司令部合并成为运输司令部,还建立了快速部署部队、特种作战部队、海上预置船队等,始终保持一支商船队,并为能尽快进行飞机、船舶、车辆等交通工具的紧急动员制度了法规和条例。
如果没有新组建的中央司令部、海运司令部等这些现代化机构,兵力集结、作战和指挥都不会如此顺利。美国以海空军为重点,尤其突击发展海军,在军种排序和军费拨款方面给海军以优先的传统是一贯的,这一点在美利冲突,入侵巴拿马和格林纳达的作战中早已显露出来,海湾战争体现得更为突出。
此次军事革命中,类似信息战部队、数字化部队等有些新型部队已经开始组建,兵力结构的调整也在进行之中。但是,当前最需要的是观念的转变,而不是急于探讨如何进行编制调整或增减,只要逐步抛弃传统的功能化模式,采用系统方法,站在战略高度上全盘运筹,军队的编制体制的改革自然就会驶向快车道。
——本文摘自《谁能打赢下一场战争》 第七篇:怎样打赢下一场战争? 第23章:亚太安全环境大扫描。P364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次印刷 |